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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Erik izraelewicz)生于1954年,经济学博士。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可以试玩的游戏平台mg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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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可以试玩的游戏平台mg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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